對我來說，在不對他人造成實際傷害的前提下，真正的三觀不正，只有一條：用自己的三觀去要求別人。這樣的人，往往也不是什么惡人，相反，他們也許很善良。他們把三觀強加于人的動機也可能是出于好心：我的三觀才是正確的，說到底，還不都是為了你好！為了這個社會好！

無論一個人的三觀多么“邪”，只要不把自己的觀點強加于他人，我都會尊重；無論一個人的三觀多么“正”，硬把自己的觀點強加于他人，我都會反感。王小波說過："任何一種信仰，包括我的信仰在內(nèi)，如果被濫用，都可以成為打人的棍子、迫害別人的工具。" 我想加一句，包括對“正三觀”的信仰，對“正義” 的信仰。為什么這么說呢？因為很多時候，“正義”其實比“邪惡”更可怕。

有個友鄰曾經(jīng)發(fā)了一條廣播“一直不明白一群人欺負或孤立一個人，這種事的快感到底在哪里？初中時我自己曾有一次經(jīng)歷過，得罪了一個人，于是他們那個小圈子七八個人來欺負我，被我用板凳砸翻了三個，自己也被打一臉血，最后有五六個家長被叫來座談。那次之后，再沒有人敢來試探我。所以我對欺負和被欺負的雙方都不能理解。”

大家七嘴八舌的討論了一番，基本上達成了共識：那是集體主義的惡，往往跟受欺負者本身沒多大關系。在群體里，個人的惡就顯得不那么凸現(xiàn)了。

我當時覺得這樣的解釋是合理的，但隱約覺得還少了點什么。

然后，有個曾經(jīng)欺負過別的孩子的人，站出來說話了：“我當時的想法是，世界不是白的就是黑的，不是惡的就是善的，而我是善的，你又跟我不一樣，所以你就是惡的，所以我周圍的善勢力要團結起來消滅你這個惡勢力。”

這個解釋讓我豁然開朗，原來這不僅僅是個人的惡被集體的惡淡化的問題，根本問題出在，欺負他人的人認為，“我們是正義那方。” 

他們在作惡的時候，并不認為那是惡，而認為自己在代表正義！

回顧一下歷史上的那些重大悲劇。哪件不是以善的名義，打著正義的旗幟？

二戰(zhàn)中，施害者對猶太人的種族滅絕大屠殺。盧旺達大屠殺，施害者對圖西族，及胡圖族溫和派的大屠殺。文化大革命，施害者對知識分子、干部、各界知名人士和無數(shù)躺槍群眾的迫害。

拿文化大革命來說， 余華的《兄弟》中，通過宋凡平這個角色，把文化大革命的殘酷展現(xiàn)得淋漓盡致。父親說，現(xiàn)實中有太多比小說更殘酷的故事，他就親身經(jīng)歷過摯友加良師，一個平時連螞蟻都不忍心踩的人，最后被逼上絕路，用兩把菜刀狂砍自己的脖子，以這樣的方式告別了他看不到任何希望的人世。

母親也跟我講了不少關于那個年代的事情。我印象最深的，是其中一件相對“溫和”的事。當年我外公被打為右派，我媽放學后，看見帶著高帽，被群眾拉著游街的父親。她感到了恥辱和憤怒。不是對這場運動的憤怒，不是對揪著外公的群眾的憤怒，而是對外公的憤怒。她當時憤怒的是，為什么他要成為右派，給家里人丟臉。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！就算至親的人受到莫名迫害，一個人寧可相信親人有罪，也不愿意相信也許某某是錯的，當時所謂的正義是錯的。被迫害者的家人都是這樣的心態(tài)，更不用說那些迫害別人的人了。

讓我們回過頭來說說施害者。我覺得施害者可以定義為直接施害者和間接施害者。直接施害者往往是受到煽動的群眾，間接施害者就是背后的煽動者。歷史的任何悲劇，無論是煽動者，還是參與的群眾，這兩種人都脫不了干系。

那些人類重大悲劇的煽動者，后來被世人定為歷史罪人的惡人，是以什么樣的口吻號召群眾的？沒有一個人會說：“走，跟老子一起去作惡！”相反，他們總是以萬人敬仰的“圣人”面目出現(xiàn)，雖然煽動群眾的手段五花百門，但本質(zhì)上無外乎都是：“讓我們?nèi)檎x而戰(zhàn)！”

事后諸葛亮好做，后來我媽當然也意識到了自己當時的愚蠢。但當事情發(fā)生的時候，有多少群眾會真正冷靜地去想一想：這件事情真的是對的嗎？多數(shù)人的邏輯無非是，既然是XXX說的，那肯定是對的。而XXX又是我們敬仰的人，跟著他走，怎么會錯呢？從群眾的角度出發(fā)，專制者為何如此熱衷于搞個人崇拜，也就不難理解了。

人的本性是很復雜的。人們常說“邪不壓正”。我相信善的那一面，蘊含著強大無比的力量。惡的力量本身其實并不可怕，因為有善的力量支撐著我們。當惡以惡的面目出現(xiàn)時，只會成為過街老鼠，人人喊打?？膳碌氖牵瑦阂?ldquo;正義”的面目出現(xiàn)。群體的悲劇，往往來源于這種偽為“善”的“惡”。這也是善的力量的可怕之處，人類歷史上的那些重大悲劇，并不是在人們“作惡”的本性下釀成的，而恰恰是在人們“行善”的本性的驅(qū)使下完成的。在群體悲劇中，把屠刀揮向無辜者的人，往往并不是什么“邪惡”的追隨者，而是那些過分迷信“正義”的人。

瞧，讓一個好人做惡事，其實很簡單，只要給這件惡事，披上一件“善”的外衣就行了。 “善”最大的敵人并不是”惡“，而是愚蠢。正是因為愚蠢，善人才會做惡事。

你們也許覺得歷史悲劇離我們太遠，但如果多數(shù)人都熱衷于搞價值判斷，并覺得自己必須“伸張正義“，必須支持”正三觀“，打壓”不正三觀“，歷史的悲劇很有可能重演。日常生活中，很多人作價值判斷時，往往太過依賴“是非標準”，覺得“是非標準”是種客觀存在，相信起來比較靠譜，用它來衡量一個人的三觀正不正也合情合理。但“是非標準”其實從來不是客觀存在，而是社會多數(shù)人的主觀存在。多數(shù)人認為對的，不一定就是對的。

王小波說過： ”在人類的一切智能活動里，沒有比作價值判斷更簡單的事了。假如你是只公兔子，就有作出價值判斷的能力——大灰狼壞，母兔子好；然后兔子就不知道九九表。此種事實說明，一些缺乏其他能力的人，為什么特別熱愛價值的領域。倘若對自己作價值判斷，還要付出一些代價；對別人作價值判斷，那就太簡單、太舒服了。”

“假設我相信上帝，并且正在為善惡不分而苦惱，我就會請求上帝讓我聰明到足以明辨是非的程度，而絕不會請他讓我愚蠢到讓人家給我灌輸善惡標準的程度。假設上帝要我負起灌輸?shù)娜蝿?，我就要請求他讓我在此項任務和下地獄中做一選擇，并且我堅定不移的決心是：選擇后者。”

雖然我不喜歡作價值判斷（當然有時也忍不住會去作），但我同樣認為，人當然有去分別是非善惡，去做價值判斷的自由，也有表達自己判斷結果的自由，但他人接受不接受，那就是他人的自由了。一個人不能用自己的自由去傷害他人的自由，除非征得對方的同意。如果一個人能以理服人，最后我選擇了接受他（她）的觀點，我一點也不會反感，因為我的選擇是主動的，自愿的，不是在他（她）的強迫下發(fā)生的。

同理，在一個人的觀點受到質(zhì)疑時，我不覺得“勸別人改變觀點”有任何問題。關鍵問題是一個人去”勸別人改變觀點“，而對方”就是不改變“時，這個人能不能接受和尊重對方的"不改變"。當然，我自己也做不到在心理上去尊重每個異見者，有很多時候，無論我多么努力，想打心底去尊重對方，但”這個人真他媽傻逼“的感覺就是會冒上來，根本不受我主觀控制，不過我能控制自己的言行，我會盡量讓自己從言行上去尊重對方。反正對方也不能爬進我心里去窺探，只能從我的言行中去感受，關鍵是盡量讓他（她）覺得自己受到了尊重。 也許有人會說，這是一種虛偽，是口是心非，但我還沒找到比這樣的虛偽更好的方法。

如果一個人把自己的觀點強加于他人，說服不了他人就開始人身攻擊，非要別人也跟著相信自己相信的東西。那么，我只能說：這樣的人拉低了人類智商的平均水平。我又忍不住，再次把王小波抬出來——“降低人類的智能，乃是一種最大的罪孽。所以，以愚蠢教人，那是善良的人所能犯下的最嚴重的罪孽。”

文/毛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