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0月31日，說起自己的二兒子呼格吉勒圖，尚愛云又開始哭泣，邊上7歲的小孫女烏云幫奶奶擦眼淚。

呼格吉勒圖

媒體稱“呼格吉勒圖案”將啟動重審程序，但截至目前，當?shù)厮痉C關仍沒有實質行動。呼格吉勒圖1996年被定罪、槍決，“真兇”趙志紅雖然準確供述作案經(jīng)過，但對其公訴卻未提“呼格吉勒圖案”案。

【追問1】

“4·9”案為何一拖8年?

公安部領導意見在先，內蒙古自治區(qū)政法委要求重新調查4·9案的要求在后，為何4·9案重審一拖8年？昨日新京報記者就此采訪了多位與此有關的人士。

“再審程序其實很簡單，關鍵是相關部門愿不愿意啟動。”昨晚，中華全國律師協(xié)會刑事專業(yè)委員會主任田文昌對新京報記者說。

田文昌認為，內蒙古呼格吉勒圖案之所以沒能再審，原因還是在人。

他說，案件再審并不是一個新鮮的詞匯，此前國內多起案件中，均啟動過再審程序。案件再審，“檢察院可以以審判監(jiān)督為由提起再審；法院也可以以案件復查緣由主導再審，當事人也可以到法院提出訴請。”

“程序很簡單”，田文昌介紹，再審最主要還是在法院。“我認為此案之所以拖延如此長時間，主要還是在于相關部門想不想啟動。”

另據(jù)記者調查，4·9案久無進展的另一個原因若糾錯就會有很多部門受到影響。

“事實上，在內蒙古公檢法系統(tǒng)內部，不少人已經(jīng)認定呼格吉勒圖確實被冤，但因為如果案件再審乃至平反，這就涉及人員問責和國家賠償?shù)膯栴}，尤其是人員問責，這才是案件何以久拖不決的關鍵。”呼和浩特市一熟知此案的知情人向新京報記者如此表述。

他表示：如果“4·9”命案再審，呼格吉勒圖確實無罪，那么呼市乃至內蒙古自治區(qū)公檢法系統(tǒng)當年的辦案人員均有錯，這其中不少人現(xiàn)已身居要職，他們該承擔何種責任？這讓體制內意欲推動此案再審的決策者頗費腦筋。

作為呼和浩特市新城區(qū)人民檢察院檢察委員會專職委員、四級高級檢察官，滑力加對公檢法系統(tǒng)在“4·9”命案中的表現(xiàn)多有批評：當時的檢察機關在決定是否批捕、是否符合起訴條件等環(huán)節(jié)也沒有把好關，“按照當下的標準，這個案件顯然是不夠批捕條件的，更不用說起訴了。”

【追問2】

精斑為何未對比又莫名丟失？

隨著有關部門對4·9命案調查的不斷深入，18年前那些隱藏在卷宗里的疑點，一些屢屢被漠視的重要證據(jù)，也正逐漸呈現(xiàn)在公眾面前。

呼市公安局的前述退休領導告訴新京報記者，在諸多證據(jù)中，警方提取了受害者體內的兇手所留精斑，但這一核心證據(jù)并沒有引起警方的重視。

上述領導稱，首先，警方并沒有將呼格吉勒圖的精斑與受害人體內的精斑進行對比，其次當趙志紅供述了自己是4·9案真兇后，原本保留在公安局的兇手精斑樣本又莫名丟失。

對于這樣的關鍵證據(jù)為何不鑒定？在“4·9”命案發(fā)生期間，曾擔任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另一地分局局長的老警察說，這中間固然有辦案人員的素質問題，即當時的要求是從嚴從快，具體辦案人員認為其他證據(jù)足以支撐結論，所以精斑鑒定做不做無所謂了，因而存在“失誤”。另一個原因還是跟當時的環(huán)境有關，這位人士介紹，當時辦案經(jīng)費非常緊張，最常見的例子是，如果某個警察需要配備警用裝備，都需要自己掏錢向公安廳買，是否有經(jīng)費支撐做精斑鑒定就可想而知。

“當時呼市沒有條件做，要做鑒定的話，只能去北京、上海，經(jīng)費不足不說，一次鑒定還要耗費幾個月時間，這與當時快速結案的要求是不符的。”這位當時公安局分局領導介紹，“嚴打”期間，領導對各分局的破案率等都有排名，如果自己轄區(qū)內發(fā)生命案，遲遲未破就會落后，這使得幾乎每個基層干警身上都有破案壓力。

其次，在公訴環(huán)節(jié)，檢察機關在“4·9”案件的處理中也有不當之處。呼和浩特市新城區(qū)人民檢察院檢察委員會專職委員、四級高級檢察官滑力加認為，據(jù)相關報道顯示，公訴人員在訊問呼格吉勒圖時，當事人曾訴稱自己是無辜的，且反映公安機關存在誘供的可能，這些都是疑點，作為公訴機關顯然不能放過。在這份口供中，呼格吉勒圖表示:“今天我說的全是實話，最開始在公安局講的也是實話……后來，公安局的人非要讓我按照他們的話說，還不讓我解手……他們說只要我說了是我殺了人，就可以讓我去尿尿……他們還說那個女子其實沒有死，說了就可以把我立刻放回家……”

昨日下午，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原主要領導、上述不愿公開姓名的那位退休警察證實有這份口供存在，“我親眼見過”。新京報記者獲悉，這份筆錄形成于1996年5月7日晚上9時20分，訊問人為呼市檢察院檢察官劉某和彭某。但這些疑點當年都未被法院重視，呼格吉勒圖很快通過偵查、批捕環(huán)節(jié)，站到法庭的被告席上，并以流氓罪、故意殺人罪判處死刑。案發(fā)61天后，剛滿18歲不久的呼格吉勒圖被執(zhí)行死刑。

■ 觀察家

現(xiàn)在說“呼格吉勒圖案”是冤案為時尚早，公眾的意見不能代替法院判決，但法律明確規(guī)定了“疑罪從無”，“疑案”不是正義。當務之急是重審此案，給公眾一個明白交代。

媒體報道，記者從內蒙古自治區(qū)政法委等多個信源處獲得消息，“呼格吉勒圖案”即將啟動重審程序。但截至目前，當?shù)厮痉C關仍沒有實質行動。

1996年，呼和浩特市發(fā)生一起奸殺案，呼格吉勒圖作為“兇手”被定罪、槍決；2005年，身犯10起強奸案的趙志紅，主動交代自己才是此案的兇手，并且指認了現(xiàn)場，且對廁所方位、被害人身高、扼頸方式等作案細節(jié)，都有清晰的供述。之后，新華社內蒙古分社記者湯計，對此案做了多篇“內參報道”；時任最高法院院長肖揚等領導都對此案有批示，呼格吉勒圖家屬也看到了翻案的希望。

但至今9年時間了，呼格吉勒圖案仍沒有啟動重審，仍停留在法律程序之外的“調查”階段。有媒體質疑“有力量使案件久拖不決”。

呼格吉勒圖案是否算冤案呢？從法律上說，這個有罪的死刑判決，已經(jīng)是生效的法律文書，只有通過法定的重審程序才能予以推翻。所以，目前暫不能確定此案就是冤案。

但即便稱不上“冤案”，這也明顯是疑案。而且《刑事訴訟法》規(guī)定得明白，“有新的證據(jù)證明原判決認定的事實確有錯誤，可能影響定罪量刑”時，法院就應啟動重審程序。趙志紅在9年前就供述他是此案兇手，并精確地指認了犯罪現(xiàn)場，這足以構成“影響定罪量刑的新證據(jù)”；而且早在2006年，內蒙古自治區(qū)政法委的復核結論也是“呼格案”確為冤案（據(jù)《新文化報》）。那么，為什么法定的重審程序遲遲沒有啟動？這背后有沒有不正當?shù)臋嗔ψ钃希?/p>

“要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”。多年來，公眾一直在盯著呼格吉勒圖等那么幾個公共案件，這些案件成為中國法治昌明的晴雨表。

公眾的意見當然不能代替法院判決，但法律明確規(guī)定了“疑罪從無”，“疑案”不是正義。當務之急是原審法院，或者是最高法依職權啟動審判監(jiān)督程序，重審此案——對呼格吉勒圖是否構成犯罪，給公眾一個明白交代。

還是希望當?shù)厮痉C關加快動作。須明白，此案中有呼格吉勒圖一條18歲的性命，有趙志紅言之鑿鑿的有罪供述、現(xiàn)場指認，還有這么多記者、公安部專家多年來的真心投入，更有天下悠悠眾口。這么明顯的“疑案”，不可能就這么不了了之。當?shù)厮痉C關不可能不給公眾一個說法，就能把案子了結的。

與其磨磨蹭蹭，不如及時依法重審，挽回公信，不要讓個別官員、個別機關的利益拖累了案件的重審，拖累整個司法系統(tǒng)。從公開報道中，我們看到了，在趙志紅自認是兇手之后，內蒙古自治區(qū)相關部門做了大量的核查工作……但遺憾的是，此案的重審一拖就是9年。

如今此案又傳出即將重審的消息，但長期關注此案，并且給所謂“真兇”趙志紅做過測謊試驗的公安部刑偵專家楊承勛卻潑了一盆冷水：屢次聽到重審的說法，“有人先是說要在十八大之后運作這個事情，后來又說應該等到兩會之后，總之是各種理由，把事情耽擱下來”。

遲到的正義不是正義。9年前所謂“真兇認罪”后，呼格吉勒圖案就出現(xiàn)了法定的、應重審的新證據(jù)。這是繞不開，躲不過的。當?shù)貞M快重審此案，以履行法律職責，挽回司法公信。